中興大學 生物系統工程研究室 陳加忠

資料來源:

1Department of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LARMAT), University of Nairobi, P.O. Box 29053, Nairobi, Kenya

2 Department of Society and Globalization at Roskilde University, Denmark

Corresponding author: ahmedbrown.musa@gmail.com

 RUFORUM Working Document Series (ISSN 1607-9345), 2018, No. 17 (3): 629-637 http://repository.ruforum.org

摘要

家畜貿易一直是索馬利亞北部的一項重要經濟活動。幾個世紀以來，索馬利蘭一直向阿拉伯半島出口活體動物。然而，在 1991 年索馬利亞中央政府垮台後，家畜出口貿易出現了許多製約因素。根據深入訪談和參與者觀察，我們的調查結果表明，與區域非洲之角貿易業務不同，索馬利蘭的家畜出口到海外必須滿足嚴格的健康要求和消費者期望。現有的非正式機構無法執行家畜出口衛生要求。國家機構以及國際家畜貿易和衛生監管機構，在執行此類衛生標準和衛生要求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而索馬利蘭不存在這些功能。索馬利蘭政府缺乏被國際承認，限制了國家直接控制家畜貿易和出口的作用，極大地加劇了家畜出口面臨的限制。索馬利蘭最大的家畜出口貿易夥伴是沙烏地阿拉伯，但兩國之間沒有正式的貿易關係。目前的家畜出口安排基於索馬利蘭和沙烏地貿易商之間的私人貿易關係。動物出口業務的私有化有助於解決這種情況，但是它並沒有為索馬利蘭家畜出口面臨的限制提供持久的解決方案。相反私有化引入了新的限制。

介紹

索馬利蘭是索馬利亞北部事實上的國家，自 1991 年以來一直向阿拉伯半島出口牛、山羊、綿羊和駱駝。在 1988 年索馬利亞內戰造成貿易中斷後，索馬利蘭的家畜出口於 1991 年恢復（Gaani，2002）。戰後的索馬利亞經濟，尤其是畜牧貿易，已經引起了研究人員和從業人員的注意。主要是由於其對中央政府機構缺失的“彈性”和“適應性”（Mubarak，1997；Little，2003）。然而，對於不受國家干預的家畜貿易是否適當如今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作者認為，在國家干預有限的情況下，索馬利亞地區的家畜貿易是有效的，而另一些作者則認為，不受政府監管的私人經營部門是 1991 年后索馬利亞面臨的經濟挑戰的根本原因（Samatar，1987；Jamal，1988；Mubarak， 1997；Little，2003； Nenova ；2004；Leeson，2007）。政策制定者、從業人員和學者對不受政府控制/干預的家畜貿易的是否有效性存在分歧。這一論點的支持者指出，因為“壟斷”和“官僚”國家機構的缺失提高了市場效率（Little，2003；Leeson，2007）。而反對者則認為，不受國家監管的市場產生了壟斷的“資本主義”商人。財富積累的市場和未能改善畜牧業經濟的牧人，導致畜牧業市場效率較低(Nenova，2004；Samatar，1987)。本文通過分析缺乏或有限的國家干預如何影響索馬利蘭的畜牧業出口，為這一學術論述做出了貢獻。

自 1991 年以來，索馬利蘭的家畜市場基本上不受國家機構的監管。沒有或很少政府干預。家畜行銷、品質控制、家畜健康和家畜財務都留給了私人經營部門。在索馬利亞，不受監管的家畜貿易始於 1980 年代至 1990 年的Siad Barre 政府最後幾年。在此期間，家畜出口行銷由貿易商組織，因為沒有家畜出口行銷委員會（Jamal，1988)。政府要求貿易商報告出口數量並使用索馬利亞商業銀行，該銀行提供官方匯率，並受到政府的一些控制（Jamal，1988)。但官方匯率低於市場價格，因此家畜貿易商發明了“ farqiya ”安排。在Farqiya 統治下，索馬利亞家畜出口商通過與沙烏地阿拉伯的進口商談判，以保留一定比例的家畜銷售，在官方金融銀行系統之外直接支付給索馬利亞出口商，從而逃避政府制裁(Samatar等，1988) ）。中央政府垮台後，索馬利亞的家畜出口量急劇增加（Little，2003)。例如，戰後索馬利亞的家畜出口占東非全部家畜出口的 60%（Leeson，2007)，而從索馬利蘭的柏培拉港到阿拉伯半島的家畜出口量超過了戰前水準（Little，2003) .

考慮到在非洲之角不受國家法規約束的家畜貿易存在爭議和不一致，本研究通過關注柏培拉走廊的出口家畜貿易促進這一學術討論。研究目的在回答 1991 年之後沒有國家機構和干預索馬利蘭的海外家畜出口，會帶來哪些機會和限制的問題。這些資訊對於了解在沒有國家法規的情況下的家畜貿易很重要。這些發現對於為索馬利蘭的政策干預提供資訊，以改善家畜出口也很重要。

研究方法

該研究進行了快速市場評估 (RMA) 以獲得研究問題的初步答案。這是一種有用的數據收集方法，可用於在短時間內了解商品機會和限制（Collison等，2003)。該研究涉及對於三個主要二級市場的參與者觀察，和對家畜出口商、貿易商、經紀人、生產商、獸醫專業人員、市場主管部門、前家畜出口商和包括畜牧和農村發展部、商務部、財政部、商會、農業部在內的職能官員的 40 次半結構化關鍵人士訪談。參與者是使用滾雪球和有目的的抽樣技術選擇。有目的地選擇依據家畜貿易的線人，然後要求每個參與者推薦另一名線人。我們於 2018 年 3 月 18 日至 4 月 15 日在三個主要二級市場（Hargeisa、 Burao和Wajale ）進行了現場數據收集和參與者觀察。Hargeisa 和Burao市場專門從事小型反芻動物（山羊和綿羊）的貿易，而Wajale市場專門從事牛隻貿易。這些是該研究感興趣的三種物種，是索馬利蘭貿易和出口最多的物種。

採訪數據被轉錄，上傳到 NVIVO 11 軟體，然後編碼並排列成模式和主題。我們在註解中引用了研究參與者，使用了他們的角色（出口商、衛生專業人員、貿易商、經紀人）等標識符，而不必提及他們的實際姓名和頭銜。

結果與討論

改善陸路交通

自中央政府垮台以來，索馬利蘭的家畜運輸有所改善。這是運輸部門私有化、降低機動車進口稅和關稅的結果。降低道路稅和道路徵稅已成為卡車進口的動力。受訪者指出，牧區歷史上沒有任何時候比當下有此運輸。三種類型的卡車/卡車（均為 Nissan UD）在當地被稱為candho-maydle 、 sideedboole和shaamboo，其特點是能夠運輸不同種類和類別的動物，並在索馬利蘭牧區營運（表 1）。Candhomaydle（日產UD 12噸）是最大的卡車，可以運輸350-400頭小反芻動物。Sideedboole 第二大（日產UD 8噸）運輸200-250，而最小的Shaamboo （日產UD 6噸）運輸150-200。運輸商將Cadhomaydle用於牛，因為它們的體型很大，並且主要用於運輸大量小型反芻動物以獲得高經濟回報。這些卡車取代了當地稱為siise / siisow、adde和sabaax、shaarubo的 Isuzu、UD 和 Nissan 卡車（均為 6 噸）。戰前卡車是由獨家代理進口的，而戰後，每個人都可以進口卡車。

用於家畜運輸的卡車類型取決於幾個因素，例如畜群規模、可用性、可負擔性、位置可達性和距離。例如，較大的卡車(candhomaydle和sideedboole ）從偏遠地區運輸小型反芻動物，例如索馬利亞的 Beletweyne1 和 Galkacayo 城鎮以及伊索比亞地區的 Qabridahare 和 Goday 城鎮。主要是較大的家畜貿易商（出口商和收集者/ jeeble ）從偏遠地區運輸家畜，因為他們購買更大的畜群並且可以滿足長途運輸成本。由於可負擔性和可用性的方便，牧區生產者大多使用較小的卡車( shammabo )。

改善的交通系統已融入牧區的社會資本和經濟。牧民在附近村莊與運輸經營者（司機/所有者）會面，然後將家畜送到運輸經營者那裡，運輸經營者與二級市場的經紀人協調出售家畜。自 1990 年代以來，運輸營運商擴大了他們的服務，他們提供的不僅僅是家畜運輸服務。在將家畜運送到二級市場後，他們自願從城鎮購買牧民可能需要的所有物品，為客戶提供的額外服務不收取額外費用。有時運輸經營者為80多戶放牧的牧民購買各種物品，5公斤以上的物品只收取回程運輸費。這在降低生產商交易成本的同時，與客戶建立了信心和信任。在 1970 年代引入家畜汽車運輸之前，家畜被長途跋涉到二級市場和柏培拉港。在炎熱的海岸溫度下需要幾天的長途跋涉，對家畜的健康和身體狀況造成了嚴重影響 (Samatar等，1988)。

畜牧貿易非正規信用體系的復興

非正式信貸的作用系統和abaan系統（索馬利亞的保護者）有根據可查(Samatar等，1988)。 1970 年代，索馬利亞政府的銀行信貸體系開始補充家畜出口貿易中的非正式信貸體系(Samatar等，1988）。 1991 年銀行倒閉後，非正式信貸系統重新煥發活力。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自 1990 年代初以來，無現金貿易系統已成為索馬利蘭的普遍方法。

在戰後資金匱乏的情況下，出口商從經紀人和貿易商 ( jeeble ) 處賒購家畜，而貿易商又從食品商店賒賬為生產者購買貨物，並在家畜在終端市場出售並支付貨款後結清貨款。阿拉伯易商還從索馬利亞商人那裡賒購家畜。價值鏈系統中的債權人等待他們的錢數月，有時甚至數年。從生產商、運輸商、經紀人、貿易商和出口商，該系統建立在親屬關係和信任的基礎上。如果阿拉伯貿易商未能支付這筆錢，這在 2009 年之前在沙烏地阿拉伯和葉門經常發生，索馬利亞出口商將拍賣其資產以清償債務；這對於他們留在行業中以及他們的信譽保持不變很重要。令人驚訝的是，如果出口商是可信任的，但同時沒有資產可供出售，則通常不會要求任何人支付任何費用。然而，在這種交易安排中，輸家是食品店老闆。生產者受到的影響最小，因為他們從商店賒銷食品，而出口商損失了他賒銷的家畜。如果他沒有得到報酬，他預計不會支付。這一成本伴隨著家畜貿易的非正式安排。

畜牧業現金返還制度。

1991年後，國家金融體系崩潰。索馬利亞商業銀行通過信用證（LC）系統促進家畜出口，並向家畜出口商提供預付款。家畜貿易商發明了取代國家金融系統提供的服務安排。在 1991 年至 1994 年期間，家畜貿易極大地依賴於非正式的信用體系。從 1994 年到 1998 年，非正式信用體係被易貨貿易(barter trade)所取代。主要貿易商進口消費品，然後從生產商和貿易商那裡換取家畜。從 2000 年到 2009 年，沙烏地阿拉伯禁止來自索馬利亞（包括索馬利蘭）的家畜，中斷了家畜出口。自 2009 年以來，沙烏地投資者/出口商Saleebaan Al- Jabiri參與家畜貿易，將現金重新引入貿易。Al- Jabiri此後成為最大出口商。用現金購買家畜，大大減少了以信用為基礎的體系，消除了易貨貿易。這為自 1990 年代以來首次以現金支付所有家畜的生產者和貿易商提供了新的機會。儘管以現金支付的家畜價格低於賒購，但生產者更喜歡現金系統。

非常規家畜出口

在索馬利亞中央政府解體之前，家畜出口由國家監管。信用證（LCs）被用來向阿拉伯半島國家出口家畜。首先要獲得進口商的訂單，才會出口家畜。政府通過 LC 控制家畜供應。索馬利亞中央政府垮台後，停止使用 LC 出口家畜。貿易商在沒有訂單的情況下出口家畜，家畜到達終端市場時協商家畜價格，有時阿拉伯貿易商單方面決定價格。雖然索馬利亞貿易商接受了阿拉伯合作夥伴提供的價格，但有時它低於索馬利亞貿易商的家畜價格。這種新的行銷策略使家畜貶值並增加了家畜“傾銷”，終端市場家畜供過於求。 Gaani (2002) 指出，索馬利亞在終端市場傾倒家畜破壞了家畜市場，損害了索馬利亞的家畜貿易，並引起了其他家畜出口國的強烈反對。

終端市場的阿拉伯貿易商有時勾結，不與索馬利亞貿易商談判，這是一種降低家畜價格的策略。將家畜留在終端市場以推測等待更好的價格，對索馬利亞出口商來說代價高昂。一位出口商表示，“我們知道在等待潛在買家的過程中需要支付圍欄、乾草、治療和其他費用，潛在的阿拉伯買家相互安排，同意不與我們談判。他們知道我們會達到以一次性價格出售家畜的地步，這就是他們購買我們家畜的時候。”由於終端市場缺乏國家控制和不當行為，自 1991 年以來，索馬利蘭家畜出口商失去了終端市場的談判權。

檢疫站私有化

戰前，索馬利亞畜牧發展署 (Livestock Development Agency, LDA) 控制了畜牧獸醫服務，包括柏培拉檢疫設施。該機構及其服務在戰爭期間崩潰，從那時起，獸醫服務落入私人手中。然而，進口國實施的長期禁令削弱了索馬利蘭的出口經濟 (Holleman，2002）。為了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索馬利蘭允許沙烏地投資者Aljabiri在柏培拉投資建設一個現代化的檢疫站。因此，他成為沙烏地阿拉伯唯一的家畜出口國（Eid，2014)。

檢疫站的私有化為家畜出口帶來了新的動力。 Al- jabiri招募了兩名前索馬利蘭家畜出口商，即 Adan Baradho和 Ali Waraabe作為他的代理人。索馬利蘭的其他家畜出口商不得不向Aljabiri供應家畜。堅持要出口的，仍需使用沙烏地阿拉伯Berbera的檢疫設施Berbera Saudi- Emirate quarantine facilities（當地稱為Aljabiri ）。畜牧出口商抵制這種壟斷，2010 年 10 月，沙烏地的第二個投資者Alyassir開設了柏培拉國際檢疫站（Berbera International quarantine station 當地稱為Alyaasir或Indho Deeor）。然後是第三個檢疫站，柏培拉聯合檢疫所（Berbera United Quarantine當地稱為iska, iska caabinta in Somali-resister）出現了。

私人檢疫站的建立給家畜貿易帶來了新的限制。儘管建立了三個檢疫站， Aljabiri仍保持市場壟斷地位，有60-80% 的家畜出口到沙烏地阿拉伯。儘管 Al- jabiri將現金重新引入家畜貿易，但他顯著降低了家畜價格，並強調按等級購買家畜。 索馬利亞出口商對家畜分級很靈活，因此更多的家畜有資格獲得更好的等級，平均每頭牛的價格高達 80 美元。一位家畜貿易商表示 ''Al- jabiri用現金購買家畜，然而由於他是主要出口商，擁有現金。每個人都想要現金，因此他降低了家畜的價格。與賒購的索馬利亞商人不同，Al- jabiri強調家畜分級，因為只有少數動物符合一級。大部分的家畜落在二級和三級，價格在 50-65 美元之間。

畜牧業出口競爭

從寡頭壟斷到壟斷。檢疫站的私有化減少了家畜出口商之間的競爭。在私有化之前，4-5 家索馬利亞小反芻動物出口商在市場上競爭並限制市場進入(Nenova，2002)。私有化後， Aljabiri投資者/出口商壟斷了對沙烏地阿拉伯的家畜出口。一年後，第二位沙烏地投資者/出口商Alyassir獲得了出口許可證，並在市場上與Aljabiri競爭。然而，在Djibouti也設有檢疫站的Alyassir因延遲償還債權人而失去信譽，自 2015 年以來一直沒有進入市場。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當市場競爭激烈時，家畜價格會很好。一位家畜經紀人說“Al- jabiri和 Al- yassir在價格上競爭，Al- yassir總是提高家畜的價格併購買優質動物。然後，Al- jabiri也增加了。這種競爭對市場有利。在過去的兩年裡， Alyassir沒有進入市場，家畜的價格也不好”。

在 2015 年之前， Wajale市場曾經是一個巨大且競爭激烈的牛出口市場，但自 2015 年葉門內戰開始以來，已經失去了市場。Wajale市場的出口商數量減少到大約 2-3 個，主要出口牛到Oman阿曼。出口商做了安排，每天都有一個人進入市場，他們輪流進行，這樣他們就不會在價格上競爭。這是一種用來降低牛價的策略。

通過參與觀察，我們了解到這種安排的運作方式如下。牛市早在早上 5:00 就開始了。大多數牛是通過徒步從遠方運來的，少數是通過車輛運往市場。一個小時內，市場上就會擠滿牛、商人、經紀人和徒步旅行者。輪到出口的出口商將派出幾名經紀人，他們將與代表貿易商的其他經紀人談判。他們的手指上蓋著頭巾，這是索馬利亞人用來談判家畜價格的一種代碼語言。如果銷售沒有發生，貿易商必須歸還牛。這對交易者來說是昂貴的。他必須支付筆、水、徒步旅行車和乾草的費用，這降低了他的利潤率。知道退回家畜會降低他的利潤率，並且市場情況不會改變，因為第二天會有另一個唯一的買家來，貿易商不得不以較低的價格出售家畜。如果貿易商第一天歸還牛，由於飼養牛的成本，他/她不能在第二天返回，而價格仍然不確定。

檢疫要求的高成本

在索馬利蘭，私人檢疫站的成本很高。自2009年起，沙烏地要求在出口前在檢疫區內進行動物篩查和血液檢測。沙烏地的要求是標準的家畜疾病潛伏期為 11-21 天，具體取決於疾病，並對隔離區內的每隻動物進行血液檢測，而不是隨機檢測。這些要求對家畜出口商和檢疫投資者都是昂貴的。家畜出口商負責整個價值鏈中家畜的水、乾草和福利，包括檢疫/育成期quarantine/incubation，而檢疫管理有空間、獸醫專業人員和醫療器材。沙烏地阿拉伯的要求降低了家畜出口商/投資者的利潤率。由於沒有嚴格監督和執行衛生要求的國家機構，檢疫管理和家畜貿易商會妥協這些要求。這導致對家畜貿易的拒絕和禁令增加。然而。大多數受訪者推測，沙烏地阿拉伯的拒絕是基於其他原因，而且很可能是政治和經濟原因。

終端市場的嚴格衛生要求

一旦家畜貨物到達沙烏地阿拉伯的主要家畜進口港口吉達港，獸醫專業人員會在卸下家畜之前進行檢查。根據檢查結果，決定是允許還是拒絕裝運。對於後一個決定，提供拒絕信，列出導致該決定的疾病。參與者認為，沙烏地拒絕和禁止家畜是不公平的。獸醫專業人士解釋說，決定拒絕主要基於沙烏地動物進口檢驗要求中並未包括的無害/輕微傷口或疾病。自 2016 年 12 月以來，沙烏地阿拉伯禁止索馬利蘭家畜出口，這是自 1998 年以來的第三次。而在檢疫站私有化後，拒絕家畜運輸的情況有所增加。僅在 2011 年，就有超過 7 起家畜運輸被拒。儘管柏培拉的一個主要檢疫站在出口前已對動物健康進行了認證。拒絕對家畜出口商來說代價高昂，並導致更多家畜死亡。據家畜出口商稱，由於壓力、餵養不良和運輸擁擠，估計有 20-30% 的小型反芻動物和 10% 的駱駝在被拒運後死亡。

缺乏雙邊關係來協調出口家畜的需求

自 1991 年以來，索馬利蘭與主要出口貿易夥伴沙烏地阿拉伯之間沒有任何正式關係。這對家畜出口產生了負面影響。例如當沙烏地阿拉伯實施禁令或拒絕家畜時，它不會直接與索馬利蘭當局溝通。在禁令的情況下，沙烏地當局將決定傳達給阿拉伯投資者，阿拉伯投資者又與他們的索馬利亞合作夥伴溝通，禁令消息通過貿易商傳達給索馬利蘭政府。同樣，在沒有正式關係的情況下，索馬利蘭不會向沙烏地當局交付關於家畜拒絕和禁令的投訴。此外由於其政治地位，索馬利蘭不是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等國際家畜貿易和衛生監管機構的成員。這造成了關於家畜健康標準的資訊空白，以及缺乏國際認可的家畜出口健康審查。

結論

索馬利蘭的家畜貿易和出口大多不受國家控制。家畜貿易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國家機構的監管，取得了一些收益，例如增加家畜出口和改善陸路運輸。然而，出現了許多限制索馬利蘭家畜出口的限制因素。主要限制是控制市場的私人行為者，缺乏集體行動來執行整個價值鏈上進口國批准的貿易法規，例如健康標準。這是索馬利蘭家畜出口歷史上最動蕩的時期。

這種動盪在索馬利蘭的海外家畜出口中變得真實和相關。與本地/區域貿易不同，海外貿易面臨著嚴格的國家規定、嚴格的邊境管制和需要安全產品的海外消費者。家畜貿易/出口商需要滿足當地監管機構的要求和國際監管機構的要求。自 1991 年貿易禁令和拒絕推翻了這一時期的成功記錄以來，索馬利蘭的不受國家監管的家畜出口未能滿足此類要求。政府在監管動物健康、通過國家間協議促進和保護家畜出口以及執行符合進口國和國際家畜貿易監管機構要求的政策方面的作用十分重要且緊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