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大學 生物系統工程研究室 陳加忠

資料來源:

https://www.ifpri.org/publication/subsistence-profit-transforming-smallholder-farms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關於IFPRI

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IFPRI)成立於1975年，提供基於研究的政策解決方案，用以可持續地減少貧困、消除飢餓和營養不良。該研究所開展研究、交流結果、最佳化合作夥伴關係並建設能力，以確保可持續糧食生產、促進健康的糧食系統、改善市場和貿易、改造農業、建設復原力以及加強機構和治理。研究所的所有工作都考慮了性別問題。IFPRI與世界各地的合作夥伴合作，包括發展實施者、公共機構、私人經營部門和農民組織。IFPRI是CGIAR聯盟的成員。

Design David Popham

Cover photo © 2008 G. M. B. Akash/Panos

DOI http://dx.doi.org/10.2499/9780896295582

ISBN 13-digit 978-0-89629-558-2

執行摘要

這份食品政策報告，介紹了發展中國家，小農的多樣化生計策略和發展途徑，並提供了政策建議，以幫助可能盈利的小農滿足新興市場的需求，風險和挑戰。

主要發現

發展中國家的小農，在滿足日益成長、日益富裕和城市化人口的未來糧食需求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然而小農並不是一個應該不惜一切代價得到支持的同質群體。雖然一些小農在農業部門有潛力從事有利可圖的商業活動，但應支持其他小農退出農業，並尋求非農就業機會。

對於具有盈利潛力的小農來說，氣候變化、價格衝擊、融資選擇有限，以及無法獲得健康和營養食品等挑戰，阻礙了他們取得成功的能力。通過克服這些挑戰，小農可以從維持生計轉向以商業為導向的農業系統，增加利潤，並以有效的規模經營，從而幫助為世界飢餓人口提供食物。

政策影響

這些成就只有在政策和投資環境下，才有可能促進特定環境的農場規模，支持生產性，改進社會安全網風險緩解和適應策略，將農業、營養和健康聯繫起來，促進有利於小農的價值鏈，以及增加有利於小農的融資和投資。

所有這些措施，適應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轉型階段，將在消除小農盈利和規模效益農業經營的障礙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小還美嗎？

未來幾十年，世界農業將需要發生重大變化，以滿足不斷成長、日益富裕和城市化人口的未來糧食需求。發展中國家的小農，在全球糧食安全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他們提供了全球農業生產的很大一部分，是世界上最貧窮和糧食最不安全的人群之一。然而小農不是一個同質群體，而是具有不同農場和家庭特徵的不同家庭。小農農場系統，也不是應該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的永久性現象。雖然一些小農有可能從自給農業轉向商業導向和盈利的農業系統，但其他小農有更多機會在農業部門之外改善他們的生計策略。

傳統上，關於小農的文獻主要關注其生計策略面臨的挑戰，例如缺乏人力以及獲得基礎設施、市場和技術的機會有限。但小農也越來越容易受到一系列新出現的氣候、健康、價格和金融風險和挑戰的影響。這些衝擊的發生不僅危及本已脆弱的糧食生產系統，而且僅是它們發生的可能性，就使一些小農面臨更大的風險，更有可能從事更多以生計為導向的活動，從而導致小農貧困持續存在（Dercon 2009）.

面對這些新出現的挑戰，有可能盈利的小農需要獲得適當的提高生產力的工具，例如技術和資本，以成為農業部門盈利和有彈性的參與者。同時應為其他小農完全退出農業或將其作為主要活動退出農業來創造條件，以便剩餘的高效小農能夠增加其經營性農場的規模。

本報告介紹了小農戶多樣化生計策略和發展途徑的類型，然後討論了小農戶面臨的新風險和挑戰。它以政策建議結束，重點關注對潛在盈利的小農農場的干預。

小農的重要但不斷變化的角色

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小農角色的思考也在不斷演變。而且這種角色在更廣泛的經濟背景下，越來越多地出現。關於小農農場的討論，應擴大到嚴格關注小農場與小農場的關係。大型農場反應最佳農場規模是一個動態概念，隨著國家整體經濟的成長，和非農業部門的發展而變化。在此框架內，干預措施必須針對不同類型的小農農場，及其營運的具體環境進行調整。

小農場與大農場辯論的背景，是小農耕作系統在發展中國家的主導地位。全世界約有50億個農場的面積小於2公頃，而且這些農場在許多國家越來越小（圖1）（Hazell等，2007）。持續下降的原因包括農村人口成長、非勞動密集型城市成長、農村向城市遷移的正式和非正式障礙，以及扭曲的土地政策。據估計，小農場生產了發展中國家五分之四的糧食（FAO 2011）。此外，全球30億農村居民中，約有三分之二居住在這些地區，其中大多數人生活在絕對貧困中，而且全球營養不良人口的一半（IFPRI 2005）。

為了更好地了解小農在一個國家發展中發生的作用，首先要了解農業發展的更廣泛背景。農業成長已被證明是許多國家轉型初期的重要組成部分。

農業成長可以為經濟提供急需的刺激，例如資本、勞動力和外匯，以資助和推動非農業部門的成長（例如，參見de Janvry和Sadoulet 2009）。然而這種聯繫並不是自動的，而是根據國家的具體情況而有所不同，特別是該國農業和非農業（包括礦產和製造業）成長來源的潛力（Hazell等，2010）。過去在促進農業發展方面取得的成功，例如亞洲的綠色革命，是基於支持公平農業成長，並由小農場領導的干預和改革（Hazell 2009）。使小農參與綠色革命的政策，包括公平分配土地和確保所有權和租賃權，以及規模化技術、臨時資材補貼以及對基礎設施（如道路和灌溉）的大量投資。

大量實證研究認為，小農場有效率優勢。研究表明，農場規模與土地生產力之間存在很強的反比關係。較小的農場比較大的農場產生更高的單位農場產出（摘要見Heltberg 1998）。對這種反比關係的標準解釋，集中在小農場更密集地使用 ，以及與大型農場的僱傭勞動力相比，在小農場監督家庭勞動力相關的成本更低。然而，多項研究對小農場的絕對效率優勢提出了質疑（Helfand和Levine 2004；Barrett、Bellemare和Hou 2010）。這些研究人員認為，較大的商業農場在財務、技術和物流方面具有優勢。並且在一定規模以上或考慮土地品質等因素後，這種反比關係就會消失。但是即使這些研究也受到了挑戰。關於有效農場規模的一個更有活力的論點是，在勞動力監督和當地知識方面，小農場比大農場具有優勢。但隨著經濟向技術先進、資本密集和市場導向的農業轉變，大農場會獲得優勢（Poulton、Dorward和Kydd 2010）。

發展經濟學的一個基本模型斷言，雙部門經濟的發展是通過將低生產率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生產率較高的工業和服務部門來實現的。勞動力流動一直持續到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換句話說，在調整勞動力品質和生活成本後，農業和非農業部門的收入相等。這實質上代表著工人將從一個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直到兩個部門的工資相等。在這個框架內，農場規模是一個內生變數，其最佳化值是邊際生產力相等的點。一般來說，隨著勞動力遷移出農村，經營農場的規模將會增加。因為離開農業的人將土地出售或出租給能夠更有效地擴大經營的剩餘農民。

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農場結構受到政府政策的影響。這些政策扭曲了對提高效率的土地交易的激勵措施，並限制了其程度。這並不是否認以公平為導向的再分配的任何理由，某些高度不平等的社會經濟背景下的土地改革。此類干預措施包括在孟加拉國、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賓等一些亞洲國家對土地擁有規模設置上限。或者，許多土地豐富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為地推動了大規模的商業農場。這些國家包括獨立後的奈及利亞、蘇丹和坦尚尼亞，以及剛果民主共和國和莫三比克最近發生了大規模的土地收購交易。

降低農場生產力，從而導致生產效率低下。例如，菲律賓的初步調查結果表明，對農場規模設置上限會導致資源分配不當，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7%，農業就業比例從45.1%增加到48.5%（Adamopoulos和Restuccia 2013）。在印度和中國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情況。減少對土地租賃市場的限制，通過將土地轉讓給更高效但通常仍然很窮的生產者來提高農業生產力（Deininger和Jin 2005；Deininger、Jin和Nagarajan 2008）。事實上，來自中國的證據表明，消除對土地租賃市場的限制對生產力的提高和租賃市場參與的積極影響，比行政上的土地重新分配要積極得多，因為後者受到高交易成本和資訊不完善的影響。

小農發展途徑類型

有有鑑於小農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關鍵和大量存在，直接或間接影響小農的政策會對這些國家的社會和經濟軌跡產生重大影響。然而，適當的生計策略不應被視為單一且獨特的途徑，而應視為反映不同類型小農和經濟體的動態過程（表1）。我們建立了一個類型學，反映了小農戶可能的生計策略和發展途徑的多樣性。這種類型區分了

(1)   農業部門內小農的盈利能力（沒有利潤潛力的自給農民、有利潤潛力的自給農民和商業化小農）

(2)   經濟轉型的不同階段（以農業為基礎的、轉型的、和轉型經濟體）。

首先，小農戶是一組不同的家庭和個人，他們在農業部門從事潛在盈利活動的能力面臨各種限制。過去的研究將小農戶劃分為社會經濟和生物物理變數，例如人口密度、農業潛力（由供水、土壤肥力和病蟲害生物壓力等農業生態條件決定）和市場進入（Omamo等，2006）。小農生計策略的其他決定因素包括家庭的資產狀況和生產環境的特徵（包括制度、權力結構和市場政策）。

在這種類型中，自給農民是大部分農業產出的小農，由於各種限制，他們無法更積極地參與以商業為導向的農業。在面臨軟約束的自給農民中，將生產系統轉變為盈利企業的潛力最大，例如有限的資金和人力資本，以及不對稱的市場和資訊進入，這些可以通過各種政策和計劃渠道加以解決。除了軟約束之外，硬約束的存在。例如遠離市場的邊緣土地，面積有限，降雨量和土壤品質極低，嚴重阻礙了其他小農提高生產能力和遷徙的能力，以走向有利可圖的農業系統。商業小農已經參與了有利可圖的農業活動，但無法擴大其規模商業活動，受到諸如有限的資本和降低風險工具等因素的影響。

其次，適合小農的發展路徑還取決於國家經濟的轉型水準。轉型過程涉及提高農業生產力和商業化，以及經濟多樣化和成長。轉型的確切持續時間和特徵因發展中國家而異，但包括經濟結構的幾個根本性變化：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就業中的比例下降，農村向城市的遷移增加，現代工業和服務經濟的興起，以及人口朝向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轉變（Timmer 1988）。在類型學中，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體，是那些從農業部門獲得很大一部分經濟產出和成長的經濟體。該組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數國家。轉型經濟體主要位於東亞和南亞，在這些經濟體中，農業的重要作用正在逐漸被製造業和服務業取代，儘管貧困仍然嚴重集中在農村地區。最後，主要在東歐和拉丁美洲的轉型國家，是那些農業已成為經濟成長的次要來源的國家。

小農面臨的新挑戰

傳統的大量文獻，分析了小農在面臨若干相互關聯的社會經濟挑戰時的生產能力（Hazell等，2007；世界銀行，2008）。這些挑戰包括進入市場、基礎設施和技術的機會不足；高昂的營銷和運輸成本；和有限的資源（土地和人力資本）。儘管這些傳統挑戰依然存在，但日益複雜的自然和人為衝擊，正在使小農更加脆弱。

小農通常在資材和產出方面進入市場的機會有限，這對其生產活動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一定程度上，許多農村地區的地理分散和對基礎設施（包括交通網路和市場設施）的有限使用，推高了交易成本，降低了小農的利潤率。並導致許多小農追求更多以自給為導向的生產作業。同樣，小農獲得提高生產力技術的機會有限，是因為國家研究系統沒有充分優先考慮對小農友好的技術，而推廣系統也無法幫助小農獲得和採用這些技術。扭曲的土地使用權結構，包括不安全的產權和不發達的土地租賃和銷售市場，都與土地使用效率降低和提高生產力的投資減少有關。小農的生產力也受到缺乏教育的影響。教育這有助於培養更有效地管理農場和非農場生產系統所需的技能，並提高小農對創新和高回報技術的採用。

小農也越來越容易受到一系列新出現的氣候、健康、價格和金融風險和挑戰的影響。這些新出現的挑戰，導致許多小農尋求涉及低風險和低產量農業活動的生計策略。這種應對措施可以幫助小農應對不利事件，但也會導致貧困持續存在，使小農陷入利潤微薄或沒有利潤的循環。因而使得從事更俱有產力和創新活動的機會有限。

食品價格脆弱性

根據定義，最近的食品價格危機與不利的福利影響有關。但是食品價格上漲也為發展中國家的小農創造了增加產量和利潤的激勵措施，從而為他們創造了潛在的機會。價格波動對小農的影響程度和方向。取決於許多變數。這些包括生產和消費成本的同時增加，無論農民是食品的淨買家還是賣家，以及小農提高產量並將增加的產量利用儲存和運輸推向市場的能力。來自迦納的證據表明，玉米價格上漲對城市家庭、女性戶主家庭、貧困家庭和小農場家庭的不利影響最大，因為這些群體傳統上是玉米的淨購買者（Minot和Dewina，2013）。同樣，最近在孟加拉國和馬拉威的研究表明：與大土地所有者相比，主要作物（分別為稻米和玉米）的價格上漲導致小土地所有者的福利損失更大（Karfakis等，2011）。價格波動的影響還取決於其他家庭特徵，包括非農收入以及買賣雙方之間的收入聯繫（Aksoy和Isik-Dikmelik 2011）。

同時，對印度尼西亞2007-2008年食品價格危機前後的家庭數據的分析表明，危機為農民增加對生產性資產的投資，創造了“前瞻性激勵”（Nose和Yamauchi，2012）。食品價格上漲轉化為大農戶和小農戶的投資增加，價格上漲與及由此帶來的收入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小農戶的信貸限制。然而，這些調查結果也表明，與預期衝擊相比，意外價格衝擊的積極影響較小。這代表著，儘管一些具有可銷售盈餘的小農可以從食品價格上漲中獲利，但價格的波動性和不確定性，使他們難以利用這些機會。未來食品價格的不確定性引發了對小農未來收入和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風險的質疑。

營養與健康

農業、營養和健康密切相關，小農作為消費者和生產者，在這種關係中產生著重要作用。事實表明，對小農戶的健康和營養狀況的衝擊，會降低這些家庭從事更多生產性和創新性活動以產生糧食和收入的能力（Fan和Pandya-Lorch 2012）。這主要是因為此類衝擊導致實物和金融資產，以及工作能力和技能的損失。營養對健康與農業之間的關係對於生產率有著特別重要的影響。營養缺乏，尤其是在微量營養素攝入方面，會因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無法創新和認知發育不良，而損害農民的生產力（Ulimwengu等，2011）。健康衝擊和隨之而來的農業生產能力喪失，也可能導致種植模式的變化和作物多樣性的減少。受影響的家庭可能會轉向勞動密集程度較低的作物，例如塊根作物。這些作物通常產量較低、經濟價值較低、營養價值較低，從而引發健康狀況不佳、營養不良和生產力低下的惡性循環（Barnett和Rugalema2001年；聯合國2004）。過去幾十年的發展努力，集中在通過提高農業生產力來提供充足的食物供應，但未能提供足夠數量的營養均衡的食物，尤其是對窮人。例如在綠色革命期間增加糧食產量的策略，不成比例地集中在生產性穀物上，而以犧牲更多營養密集型作物為代價，而很少關注增加營養攝入和人類健康（Welch和Graham 1999）。

隨著發展中國家人口的成長、富裕和城市化，農業生產的集約化將發生在快速變化的農產品價值鏈（Reardon等，2009）。日益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農產品市場由超市、分銷商、加工商和農產品出口商主導，他們正在引入和擴大許多小農無法達到的食品安全和品質標準。這些發展正在進一步將競爭優勢從小農轉移到大規模生產者身上。與此同時，更集約化的農業作業將對食品安全、疾病傳播和環境可持續性產生重大影響。事實上，食品分銷鏈中存在受污染的食品以及人畜共患病（如禽流感）的傳播。已經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新出現的公共衛生問題。例如，在中國，牛奶和嬰兒配方奶粉的污染導致大約30萬人患病，這與乳製品行業的快速和不受監管的發展有關（Pei等，2011）。

氣候變化

氣候變化可能會增加許多貧困農村社區的脆弱性。有鑑於他們已經很弱資源基礎，小農對氣溫上升、降水模式變化、作物病蟲害風險增加以及更頻繁的極端天氣事件特別敏感。所有這些都會增加作物歉收率並損害生計。氣候變化可能會加劇小農戶現有的非氣候壓力因素，例如邊際土地利用和獲得技術知識、保險和金融服務的機會有限。對氣候變化潛在影響的預測表明，本來已緊張的全球糧食生產系統面臨進一步威脅，預計許多地區的主要小農作物（如小麥、玉米和水稻）的產量將下降（Lobell, Schlenker, and Costa-Roberts 2011; Nelson et al. 2010）。此外模型模擬的結果表明，氣候變化導致的農業生產力損失在發展中國家最大，預計在非洲、東南亞和南亞這些小農人口相對較多的地區，損失將達到10-20%（Wheeler 2011）。

乾旱、野火、熱浪和洪水等極端自然事件有能力威脅到小農本已脆弱的生計。來自馬拉威的證據表明，與中型和大型農戶相比，小農戶遭受的乾旱和洪水造成的經濟損失更大（圖2）（Pauw、Thurlow和vanSeventer，2010）。例如，小農更有可能生產對乾旱敏感的玉米，而中型和大農則種植更多的抗旱煙草。這種種植模式的差異代表著小農在乾旱期間會遭受更大的經濟損失。同樣，墨西哥的調查結果表明，小農和自給自足的農民，比大農更有可能生活在農業極易受害的地區。氣候變化以及未來幾十年脆弱性增加最多的地方（Borja-Vega和delaFuente2013）。換言之，小農更有可能經歷極端氣候，這會給他們的生產系統增加壓力和不確定性。而這些小農的適應能力較低，對這些變化更敏感。

近年來，連續幾個雨季不佳導致非洲之角大部分地區發生嚴重乾旱，導致該地區小農和牧民社區的作物和牲畜產量下降，同時作物和牲畜產量下降。結果該地區的許多小農和牧民變得更加糧食不安全和資金緊張。例如，在伊索比亞，很大一部分農村人口由半游牧的牧民或牧民組成。乾旱對農村貧困人口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氣候變化有可能通過增加不可預測和極端天氣的發生率，以及導致海平面上升來擴大全球糧食系統的脆弱性，從而對糧食生產者和消費者等構成越來越複雜和頻繁的挑戰。

獲得財務和資本的機會有限

面對即將到來的農業需求，目前流向整個農業部門的資本仍然嚴重不足（圖3）。許多小農被排除在提高生產力的金融服務之外，無法獲得急需的固定和營運資金。從土地和建築物到機械、高產種子和化肥。小農面臨的主要融資挑戰之一是他們獲得金融選擇和服務，以將其儲蓄存入正規賬戶的機會有限。金融儲蓄服務的缺乏導致小農儲蓄率低，以及他們缺乏應對逆境和衝擊的緩衝。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儲蓄率高於非洲。例如，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的儲蓄率為20-30%（Horioka和Wan2007；Dewen 2010），而奈及利亞為3%（Obayelu 2012）。儲蓄也經常投資於社會資本（例如婚禮和葬禮），以確保參與當地社區，並幫助應對個人層面的事故或疾病等逆境。但是當整個社區受到影響時，這種方法就失去了效力。一項針對迦納可可種植者的調查顯示，葬禮支出的中位數等於儲蓄的中位數（Hainmueller、Hiscox和Tampe，2011）。平均而言，葬禮上的花費比高等教育、疫苗接種或其他醫療費用、房屋裝修或建築以及租金的總和還要多。葬禮的間接成本可能更高，因為它們分散了勞動的時間。一場葬禮平均需要三天時間，預計所有村民都會來。

小農融資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商業銀行向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和農村貧困人口提供的貸款數量有限：例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四分之一的農業貸款來自銀行（Banerjee和Duflo，2007）。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包括人口稀少地區需求分散、服務成本高。村鎮銀行管理能力薄弱。特定於農業的協變數風險，例如多變的天氣模式、害蟲和價格波動。缺乏正式界定的財產和土地使用權作為貸款的抵押品。近年來，金融危機迫使許多國家的銀行監管機構提高了存款準備金率，使小農更難獲得貸款。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目的在改善農村小農獲得信貸的小額信貸作為一種減貧工具而受到重視，但現實情況喜憂參半（Bateman 2011）。小額信貸規模小、期限短，不足以解決小農生產和收入周期的季節性問題。或者無法解決他們對機械和倉儲設施等更俱生產力的資本投資的長期需求。此外小額信貸計劃通常與高協變數風險（包括影響整個社區的乾旱和洪水）以及向地理分散的小規模農民，提供服務的高交易成本不相容。這種情況迫使一些小農轉向非正式的放債人短期貸款（收取更高的利率），以償還他們不可持續的小額信貸債務。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摩洛哥、尼加拉瓜和巴基斯坦的小額信貸拖欠，與從多個地理上集中的小額信貸機構借款、小額信貸能力過度緊張以及小額信貸紀律缺失有關（Chen、Rasmussen和Reille 2010；Schicks和Rosenberg 2011）。

外國直接投資(FDI)提供了另一種彌補農業投資缺口的方式，但如何更好地將其與小農戶聯繫起來，並最大限度地提高小農戶的利益仍然存在挑戰。目前，發展中國家只有一小部分外國直接投資進入農業部門。在柬埔寨，15%的授權外國直接投資惠及農業。在莫三比克，這一比例為9%，在其他國家甚至更小：伊索比亞為4%，孟加拉國不到1%（UNCTAD 2009）。然而，流入非洲農業的外國直接投資正在成長，並在1989-1991年至2005-2007年期間成長了兩倍。

儘管農業外國直接投資並不新鮮，但最近的趨勢表明，與過去的市場尋求投資相比尋求資源的投資水準不斷提高。流入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成長的很大一部分用於土地收購。圖4顯示了2004年至2009年初非洲五個國家分配給投資者的耕地數量。其中近80%來自外國投資者，但伊索比亞除外，該國60%為國內所有。然而通常不清楚土地是租賃還是購買，投資是分期付款還是全額支付，除了土地徵用外，還有多少投資用於投資，以及小農戶應計的比例。雖然大規模土地交易，有可能通過引入資金和技術來刺激農村經濟發展，但也存在潛在風險，包括不可逆轉的自然資源退化；小農被資本密集型大農場取代。由於糧食出口增加，國內糧食不安全加劇（Robertson和Pinstrup-Andersen 2010）。

加強具有農業潛力的小農的政策選擇

需要打破小農之間脆弱性、低產活動和糧食不安全的惡性循環。雖然許多小農可以在農業之外找到更有利可圖的生計機會。但其他小農可以在農業內轉變為有效規模經營的盈利企業。然而，這群具有潛在盈利能力的小農需要一個支持和培育這種轉變，並幫助他們克服所面臨挑戰的政策環境。本節重點介紹表1中描述的針對或可能盈利的小農農場的一些關鍵（通常是相互關聯的）干預措施。

推廣針對特定環境的農場規模政策

有鑑於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和結構的異質性，最佳農場規模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環境。包括一個國家經濟和人口發展的階段和結構。由於運作良好的土地其銷售和租賃市場會對農業生產力產生重大影響，因此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對於租賃和自有農場不應該實施推廣千篇一律的農場結構的政策，這可能導致土地資源分配不當。人口預測顯示，非洲農村和農業人口，尤其是農村青年，的絕對數量將在未來幾十年繼續成長，而這些群體在亞洲將很快下降（FAO2012；vander Geest 2010）。如果採取有利於城市和非農業成長的政策和投資，非洲農場規模的下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但現實情況是，越來越小的農場將成為該地區未來幾十年農業格局的主要部分。因此，需要更加重視通過加強與資材和產出市場的聯繫，來提高小農的生產力。更好地獲得農村基礎設施和農業服務。特別是在農業青年中獲得資本和能力建設。土地政策使有效率的小農，能夠通過從尋找其他工作的效率較低的鄰居那裡，購買或租用土地來擴大經營。和其他有利於商業的政府政策，例如健全的法律和監管框架。需要放寬所有農民（包括小農，尤其是年輕人）獲得土地，與國內外實體大規模徵地之間找到平衡。

在許多亞洲國家，非農業部門的強勁經濟成長以及農業和農村地區的大規模退出，為擴大農場規模提供了機會。擁有活躍的非農業部門和減少農業人口的經濟體，例如，中國和越南等新興經濟體，需要促進農場規模成長和勞動力轉移的制度和政策。短期租賃或長期租賃安排，促進勞動力流動並將土地轉讓給生產力更高的用戶。應放寬對租賃交易的限制，例如租金上限或禁止缺席土地所有權，以擴大租賃市場。此外認清區別合法所有者的政策。通過促進提高效率的土地轉讓（通過出租或出售）給生產力更高的用戶，在農場內外的發展中發揮著特別關鍵的作用。例如來自中國的證據表明，記錄正式土地權利對農業生產力和非農勞動力供應都有積極影響（Deininger和Jin 2005）。

同樣，社會保護和改善農村流動人口及其在城市中心的家庭獲得住房、醫療服務和教育的機會，將有助於他們將土地讓給留守農民。從而使這些農民能夠擴大農場規模。隨著勞動力變得更加昂貴並在轉型經濟體中退出農業，需要制定政策，來將經濟從勞動密集型農業作業轉向更加知識化和機械化的農業模式（Yang和Wang，2010）。例如，中國農業部門不斷上漲的工資率和隨之而來的勞動力短缺正在推動一場機械化革命。隨著私人經營機械化服務提供商的出現，機械已經取代了土地整地和收割的勞動力。這些活動以前是勞動密集型的。這些服務提供商的出現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支持機械化的政策的支持，包括購買農業機械的補貼（Yang et al. 2013）。

建立富有成效的社會安全網

許多小農將無法生存或將自己轉變為農業部門的盈利企業。這些農民在短期內需要人道主義援助，從長遠來看需要可行的退出策略。與此同時，在有針對性的生產性社會保護政策的支持下，其他小農有可能成為盈利企業。這些政策為他們提供擺脫貧困、實現產出多樣化和緩衝近期食品價格上漲等，生計衝擊的機會。潛在盈利的小農戶，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可以從提高生產力的工具與社會安全網支持的結合中受益。這種聯繫可以幫助小農增加收入並應對衝擊，同時獲得從事更多生產活動的技能。沿著這些思路的干預措施，將包括與家庭參與小學教育和衛生服務相關的有條件現金轉移，正如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所看到的那樣。

支持廣泛的提高生產力的投資的跨部門社會保護舉措，已顯示出可喜的成果。例如伊索比亞的糧食安全計劃，將有條件和無條件的收入轉移，與促進農業生產力和微型企業發展的產品和服務相結合，包括信貸、推廣和技術。該計劃增加了農村地區受益家庭的資產持有量和提高生產力的投資（Gilligan、Hoddinott和Seyoum 2009）。它還被認為使伊索比亞的許多農牧民更能抵禦2011年肆虐非洲之角的乾旱所引發的糧食安全危機。同樣，孟加拉國的弱勢群體發展計劃將糧食安全和營養干預與創收活動相結合，尤其是針對女性，其人均支出的增加幅度超過了轉移支付的規模（Ahmed et al. 2009）。

為了提高生產力，社會保護舉措可以促進針對小農的技術需求量身定制的職業訓練和其他教育計劃，並得到國家研究和推廣系統的支持，以促進小農可獲取的技術。同時，此類干預措施可用於幫助沒有盈利潛力的小農，在短期內增加獲得營養食品的機會，並在長期內獲得非農業技能和就業機會。

改進風險緩解和適應策略

農民，尤其是小農，迫切需要更好地獲得風險管理工具和策略，以提高他們對包括價格和天氣在內的各種衝擊的抵禦能力。這些工具為農民提供了額外的激勵措施，以承擔提高生產力的風險，例如採用新技術和轉向高價值作物。可以幫助農民管理風險的保險工具，包括基本的天氣和農業保險，以及期貨合約和貸款擔保基金等更複雜的對沖選擇。世界銀行的私人經營部門機構:國際金融公司(IFC)開發了農業價格風險管理工具，以擴大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者和消費者對對沖產品的使用，以幫助他們免受價格不穩定的影響（IFC 2011a）。其他創新工具包括部分保費支持（與能力建設和監管改革相結合）和“以工代賑”計劃。

這些舉措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但需要私人經營機構、政府和捐助者之間進行更多合作，以支持對創新、簡單和靈活的保險工具。例如基於團體的風險分擔和信貸設計，以研究適應小農面臨的不同需求和限制，特別是針對具有盈利潛力的自給自足的農民。這些產品需要伴隨著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例如基於天氣指數的氣象站）以及農民和供應商的能力建設。最重要的是，保險計劃需要克服限制小農對保險需求的資本和信貸限制，而目前推動基於天氣的指數保險被批評缺乏這一點（Binswanger-Mkhize 2012）。為了使保險更實惠，“聚合者”，例如農民組織、金融服務提供商和資材品供應商，可以提供保險和金融產品，作為資材品合同和垂直協調機制的一部分，以幫助小農管理風險和滿足需求現代供應鏈（Dries et al. 2009）。

降低與價格波動相關的風險需要支持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各國政府應通過取消正式和非正式的出口限制，並避免實施新的限制來鼓勵透明、公平和開放的全球貿易。儘管出口禁令可能有助於確保國內食品供應，但它們往往會加劇全球價格上漲，從而損害最貧窮的食品淨購買者。由於隨著能源價格的上漲，糧食作物越來越多地轉向生物燃料生產，因此食品價格與能源價格的聯繫越來越緊密。

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能源以及食品波動的價格對農民的積極性和績效的負面影響，應通過限制促進使用穀物原料生產生物燃料的政策，來最大限度地減少食品和生物燃料生產之間的競爭。這種轉變需要更多的投資，來開發在不適合糧食作物的邊緣化土地上生長的生物燃料作物，或者來自作物的非食用部分或非糧食作物的原料。

促進農業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政策對於幫助小農在提高生產力的同時管理風險特別有用。減緩方面的投資，包括幫助農民提高能源效率，並以增加碳儲存的方式管理他們的土地。事實上，全球農業減緩潛力估計價值在320億美元到4200億美元之間（Bryan等，2008）。適應方面的投資可以著重於幫助農民調整種植日期，以及開發和確保公共提供適應不斷變化的降水模式和溫度，其高產作物品種和技術。關鍵是優先投資，並找到靈活的氣候變化減緩和適應政策和工具的適當組合，對於不同類型的農民、作物和地區的生產力提高影響最大（Bryan等，2011）。

同時，為小農戶投資減緩和適應提供政策激勵也很重要，因為低碳農業作業所需的許多資材和技術的生產、購買和使用成本都很高。例如巴西的低碳農業計劃提供財政激勵措施，鼓勵農民採用能夠中和或盡量減少農場溫室氣體排放的作物和土壤管理活動，包括免耕農業、商業林種植和綜合作物-畜牧林業系統。

將農業、營養和健康聯繫起來

需要一種更加綜合的方法來提高小農的生產力，並改善他們的營養和健康狀況。作為更有營養食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小農在最大限度地發揮相互聯繫和協同作用方面，具有潛在的重要作用和利益。農業、營養和健康。因此，應利用提高小農生產力的投資，來改善發展中國家的營養和健康。此類投資可以將提高生產力的努力與生物強化和生物技術舉措結合起來，培育營養強化的主食作物品種，這些作物通常由小農種植並由發展中國家的窮人消費。此類投資可以為生產者和貿易商創造經濟價值，同時為消費者創造營養和健康價值，從而將農業與營養聯繫起來。莫三比克和烏干達增加富含維生素A的紅薯的生產、供應和消費的經驗是成功的價值鏈方法的好例子（Hawkes和Rue l2011）。各國應建立有效和透明的監管和監測系統，來管理生物技術和其他新興技術，以便生產者和消費者能夠就這些技術做出及時和符合背景的相關決定。

隨著小農積極參與食品供應鏈，他們的生產活動對食品安全的影響越來越大，同時也受到食品安全標準的影響。需要制定和實施安全法規和監測系統，以確保農業集約化不會損害人們的健康。但必須以不疏遠小農的方式實施法規。需要進行制度創新和合作，例如公私合作夥伴關係、生產者組織和團體認證，以幫助小農獲得資訊、技術和訓練，以滿足食品安全法規，特別是在轉型和轉型經濟體中。最重要的是，需要更多針對小農的研究和證據，說明如何以對小農最有利的方式整合農業、營養和衛生部門，以及如何擴大成功的創新和舉措。

促進有利於小股東的價值鏈

將小農與農產品價值鏈聯繫起來，是建立小農抵禦衝擊和提高生產力和生計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轉型和轉型經濟體中的許多小農無法參與價值鏈，因為它們無法滿足日益具體和嚴格的品質標準、高容量要求和物流規範。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公司傾向於首先與較大的農民簽訂合同，並且更喜歡擁有某些非土地資產的農民，例如灌溉或鋪設的道路。這些偏好成為小農參與國內（尤其是城市）和國際市場的障礙。克服這些障礙需要對小農之間的縱向和橫向協調進行制度創新，包括集體貸款、農村營銷合作社和生產者協會。這些機制將為小農提供更低的交易成本、更好的市場資訊獲取和更高的議價能力。然而，這樣的協調機制需要強大的機構能力和積極促進小農參與這些組織，而不僅僅是成員資格，以便為小農獲得最大利益（Fischer和Qaim 2012）。同樣，資訊和通信技術(ICT)可以為小農提供大量獲取即時市場資訊的機會，例如價格、需求、品質標準和天氣。有了這些資訊，農民可以做出更明智的生產和營銷決策，並更積極地參與價值鏈。獲取此類技術需要公共和私人經營部門努力，改善ICT的資訊內容和潛在用戶使用這些技術的能力。

農產品供應鏈中的一個相關問題是，全球大約三分之一的糧食生產在農民田地和消費者餐盤之間的旅程中損失或浪費（Gustavsson等，2011）。發展中國家的大多數收穫後損失發生在農場門口之前，而不是像發達國家那樣在消費者層面。因為諸如收穫後處理和儲存不善等因素，會增加作物對生物退化、害蟲和不利天氣的脆弱性（Hodges, Buzby, and Bennett 2011）。小農戶缺乏收穫後能力和基礎設施以及隨之而來的產量損失，極大地限制了小農戶的盈利潛力、自然資源保護和高價值市場的參與。事實上，來自馬拉威的證據表明，能夠獲得收穫後儲存技術的小農，更有可能採用價值更高的玉米品種，同時保持其他農場水準的特徵不變（Ricker-Gilbert and Jones 2012）。作為回應，對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的公共和私人投資，應側重於減少整個供應鏈的糧食損失，從開發具有更好收穫後性狀的作物品種，到具有較低初始和經常性成本的更好儲存設備和設施。推廣服務應幫助小農培養他們的收穫後作物tj3理技能，並最大限度地利用收穫後技術（Bokusheva等，2012）。轉型國家的政策還應更加重視提高消費者對食物浪費的認識。

確保對小股東友好的融資和投資

從維持生計轉向更多以商業為導向的活動需要增加資本和投資流動，重點關注小農及其在價格穩定和波動時期的具體限制和需求。增加向農村地區的資本流動，需要創新。向包括年輕人在內的小農提供金融服務的渠道和工具。新方法的潛力是廣泛的，包括價值鏈金融、農村租賃、貸款擔保基金以及道德和Islamic銀行業務。然而，對於小農來說，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探索這些創新服務的可行性和好處，然後才能擴大規模。例如，非洲綠色革命聯盟(the Alliance for a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 AGRA)創新融資計劃下的貸款擔保資金，已被用於利用商業銀行提供的大得多的貸款，並降低了小農的利率，但關於該計劃是否實際上已經接觸到以前無法獲得此類貸款的新客戶（Poulton and Macartney 2012）。需要加大力度檢查和推廣移動電話和互聯網資訊等資訊通信技術，以促進小農獲得負擔得起的支付、儲蓄和信貸服務。此類金融產品可以與其他發展服務捆綁在一起，例如能力建設和推廣服務。

融資工作的重點也應轉向更多的中長期融資機制，以支持以商業為導向的資本投資由小農提供，例如機械和儲存設施，這對於提高生產力和實現小農農業現代化十分重要。值得探索和試點的領域，包括通過生產者組織提供長期貸款，制定融資租賃計劃，以及通過引入動產登記處擴大可接受的抵押品。ICT還可用於為小農建立電子信用記錄，從而為他們獲得長期融資機制奠定基礎（IFC 2011b）。最重要的是，需要一個充滿活力的農村金融體系，其中包括各種金融機構和網路，共同支持小農的創新和農村進入。

不安全提供長期的生產力提高或退出機會。公共投資應用於提供具有最高經濟和社會回報的基本公共產品，包括農村基礎設施（尤其是農村道路）和農業研發。國家研究系統需要優先考慮在整個農業價值鏈中，開發針對特定地點和對小農友好的技術創新。需要一個健全的法律和監管環境，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私人經營部門對小農生產力的貢獻，並保護小農及其周圍自然資源的財產權。同時，需要更多的研究來確定將公私伙伴關係，和外國直接投資納入當地經濟的適當工具和策略。例如，地區和地方政府可以與私人經營企業（外國和國內）合作，為作為供應商的小農設計和提供支持服務。包括技術和組織支持（Jordaan 2011）。來自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FDI的促進也有可能為小農帶來更多更適合當地情況的技術和技能（UNCTAD 2012）。­需要在國家和全球層面進行健全的驗證研究、資訊系統和法規，以提高交易的透明度並了解小農戶面臨的機遇和威脅。

結論

如果要在自然資源日益稀缺和其他新挑戰的背景下滿足不斷成長和日益富裕的城市人口的需求，世界農業將需要發生重大變化。小農是發展等式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小農不是一個同質的群體，發展政策不應該這樣對待他們。相反，小農的發展路徑由動態過程組成。這些過程根據他們面臨的限制和經濟轉型階段而有所不同。雖然一些小農有可能在農業部門從事有利可圖的商業活動，但應支持其他農民退出農業並尋求非農就業機會。對於具有盈利潛力的小農來說，面對氣候變化、價格衝擊、融資選擇有限以及獲得健康和營養食品的機會不足，農業是有風險的。小農可以成功地調整他們的生計策略以應對這些挑戰，但需要一個支持性的政策環境。

這些政策和投資應側重於(1)促進針對具體情況的農場規模政策，(2)支持生產性社會安全網，(3)改進風險緩解和適應策略，(4)將農業聯繫起來，(5)促進有利於小農的價值鏈，以及(6)增加有利於小農的融資和投資。

與所有公共投資一樣，目的在提高小農生產力的投資和計劃的成本需要與每個國家的可能收益進行比較。公共資金有其他用途，例如農業內外的其他投資。此外在許多情況下，農業發展需要解決除小農之外的農業生產者群體所面臨的障礙。

本報告確定了幾個領域，進一步的研究可以說明具有盈利潛力的小農從維持生計轉向以商業為導向的農業系統的機會，以及他們在這樣做時面臨的挑戰。現在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政府、研究界和私人經營公司將其投資、創新和政策重點放在幫助這些小農管理風險、提高他們對沖擊的抵禦能力以及增加他們獲得融資和資本的機會的時候了。促進未來成長。所有這些措施，適應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轉型階段，將在降低小農盈利和高效農業經營的障礙方面發揮關鍵但不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