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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所畢業那年（1980年），年滿24歲，而在1985年赴美進修。此五年是我人生的另一個階段。代表自單純的學問強索力求，轉成開始確立如何落實理想於社會。自學生身份成為軍人，公務員，而再度成為學生。這五年中，只有兩個時段。服兵役的兩年與農業試驗所的三年。
我在大四那年的寒假，參加預備軍官考試，當時錄取的兵種是陸軍兵工官。在研究所畢業後，分發的兵種也同樣是兵工官。當時國內研究所的學生數目不多，畢業都以預備軍官任用。在1980年7月至中壢兵工學校報到，有一個半月的基本訓練與三個月的專業訓練。在前面1個半月的基本訓練期間，日子成為麻木狀態，體力日日消耗，但是根本無法與六年前在成功嶺大專兵訓練之要求能夠相比擬。兵工學校操場小，跑道不到400米，五項障礙場地更是缺乏。唯一的體能訓練只有單槓與爬竿。行軍也只是到外頭逛逛，不到三小時的時間即回到兵工學校。唯一的衛兵勤務是晚上寢室的崗哨。
三個月的養成教育是兵工軍官的專業訓練，兵工官分成三組：兵器、彈藥與汽車。以農業機械的專長應該是分發至汽車修護，但是我竟是分派到兵器連。三個月的專長訓練反而使得體力減退，每日坐在教室上課，缺乏運動。外加每日臨睡之前一個麵包與一瓶牛奶之補給，只是使得體重更加上升。
兵工學校沿用美軍制度，教材課程都是與美國軍隊相同，只是教材是由英文翻譯。譯文不容易理解，又無原文可參照，但是由教材之編寫次序，課程內容的安排程序，可以看到美軍補給後勤作業之嚴謹。其補給程序，零組件申請程序與考核程序環環相扣。在一些教具模型與教學錄影帶之內容也看到其精確之處，美軍的訓練教材代表其循序並進、力求精確之概念。在那段時間，我都以美軍訓練教材與大學時代所研讀的教科書相比較。看得到兩者的同質性，由淺而深，循序並進。兵工學校的養成教育著重背誦，教室上課只要正襟危坐，腦中即可自由思考。也在那段時間重新思考與整理台大六年所讀過的書籍。兵工學校前三個月，週日假期無法自中壢與竹山兩地來回，最多是週日北上停駐三姊家。而週一至週六許多課程都在教室，只要背背講義即可應付考試，因此精神領域反而是無拘舒暢之感。以前看過的書籍趁此時間再加思考整理其義理。
受訓期間接近尾聲，面臨是抽籤再分發部隊。兵工官的去處有王牌籤，到聯勤工廠上下班，或是到後勤維修廠也是上下班。也有令人談之色變的東引救指部。愈接近抽籤那天，謠言也多，其中一項傳言是三百多名預備軍官，有三名要送到海軍陸戰隊，尤其最恐怖之籤王為號稱天下第一師的陸戰第66師。
抽籤之前，各種避難方式紛紛出籠，軍服口袋的香火袋也多了起來。抽籤當日我是第十二名上場，將手伸入籤筒，拿出彌封籤條交給值星官拆封。當值星官高喊
“海軍陸戰隊66師”，座下學員紛紛響起掌聲，我竟成為一個為大家解運檔災的英雄。在結訓後回家七天，只有告訴父母自己將到海軍陸戰隊報到。66師在台中大雅鄉，不會派駐外島，再辛苦也可回到竹山探望父母與姪兒。這些說法雖然使得父母寬心，但是在1980年11月底一到部隊報到，才知曉陸戰隊天下第一師的名號是如何由來。分發部隊是兵工營，而我竟分發至通訊維修排，與自己兵工學校之兵工官訓練幾乎毫不相關。每天早上5000公尺的長跑才見識到為何陸戰隊要求甲種體位。幾乎所有官兵都可在二十分鐘跑完此5公里的山路，而我整整花了三週才進入狀況。其他的考驗還有二百公尺五項戰技、夜行軍、緊急集合等。隨著在陸戰隊的日子愈久，腦中逐漸一片空白，體力則是愈加進步。台大六年曾有的晚睡失眠早已不藥而癒。那時放假是早上7點離開，傍晚7點收假。趕回竹山已是正午11時，下午3點又要趕車回軍營。那4小時之間，陪陪父母姪兒話話家常。在軍中一週之內的讀書時間只是在週三晚上的散步假，還有返回竹山兩地奔馳的車上。在軍中看到許多不合理的事務，一個無志向，無靈魂的團體。在軍令如山的大帽子之下，隱藏著許多污穢的權利行使。對我而言，有三個身份在當時受到猜疑：台灣出生的台灣人，台大畢業，沒有加入國民黨。在我軍官宿舍之行李常被檢查。在此高壓無理性的環境，只有忍耐，只有勉勵自己總有平安離開的一天。在那肅殺環境，身為排長，日日都是處理瑣碎小事，唯一凝聚心思是對未來的期盼。而讀書只有片段的時間，因此“十力語要”是當時陪伴我的一本書，每次藉由一段一段的語錄以收斂身心。
在陸戰隊擔任排長有個特別任務，輪流到戰勤室值勤。在那24小時，幾乎是寸步不離。隨時守在電話機旁等候作戰命令。每月有兩次。戰勤室內有大批書本，都是與戰爭有關。由當時政治作戰部所印行，內容是翻譯國外的軍事書冊，其中以紐先鐘、黃文範先生的譯文最為精確。在那接戰勤室的日子，軍官以關緊閉形容，視之為酷刑，而我樂在其中。因為有整整十六小時的時間可以閱讀這些書本。其中有些是富有哲理的書籍，如戰爭論等等。這些書籍則提供我以不同角度以見此人類歷史。尤其看到拿破崙與希特勒相同敗於莫斯科的寒冬，看到南明諸王的內爭，更看到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由這些共產黨發展史相關書籍的內涵，使我對於在二次戰後逃到台灣的那些國民黨當權者其妄行妄為有更深刻的了解。在二十一世紀，這些人渣的思維仍與1950年代相同。
到陸戰隊報到兩個月，傳來師對抗的消息，對方是陸軍新化師加上特戰旅。兵工營的編制打散，我率一個混合排支援步兵第二團。以三個月的密集訓練來準備兩週的師對抗。那段期間放假時間為週日上午8時至下午4時，回竹山探望家人成為不可能的事務。在那三個月唯一值得記憶是一個週六的晚上，兵工營營長召集全營軍官測驗戰術與部隊調動。中尉以上的軍官無人應答成功，少校營長怒罵“誰能應考成功立刻放假走人，如果答錯，禁假兩週”。憑著一股回家省親的衝動，我舉手應答，在連續通過5題之後，營長毫不食言吩咐勤務兵，以他的座車送我出清泉崗師部大門，當時是晚上九點。我一路趕車，幸運到達台中，搭上最後一班往水里的公路局班車。在老家對面林尾站下車已是午夜。快跑回到老家叫醒父母親，那晚父親與我聊到夜晚三點。第二天中午要離家歸營，父親親自送我到站牌下候車。在坐上員林客運與他揮手再見時，霍然發現父親威嚴的神情已轉成柔和與關懷，那時的父親讓我深深感受他那兒女情長的一面。
師對抗總算結束，那兩週在員林、西螺、古坑、斗六、民雄等地往來行軍。一生中少有此連續十餘天不洗澡、不更衣的日子，不知不覺也習慣身上的異味，五天之後在田野席地而睡，蚊蟲竟然也不會近身。師對抗中最能考驗個人的領導能力。營長是原住民，黃埔軍校陸戰科畢業，是軍中少見的漢子。他對軍官不假辭色，直呼其名，但是對我從未喊我名字，都是稱我為陳排長。有次全營軍官聚餐，他特別邀請我共飲一杯，稱我為博士排長。我告訴他我只有碩士學位，而他說“哪天你一定是個博士，而且將在學術界領導一方”。至今我不知此營長是否已官拜將軍，但是他在演習指揮時那明確應變，指揮若定的神情，至今我仍記得。自從到陸戰隊報到至改調師部支援，我在野戰部隊待了8個月。那段早上6:00起身，每日體能操練的日子，有形的書本閱讀不多。無形的學問，人生的閱歷則大為增進，身體更是精練消瘦。
演習之後，奉令派調至兵工組支援，官拜師部兵工官。這本是我到陸戰隊應接任的工作，但是此“肥缺”早就派令他人。當至師部報到才知我人事職務仍是預官排長，只是支援兵工業務，而此職務之使命是武器換裝。整個陸戰師武器全面更新，此任務責任太重，無人要擔任，難怪調派我回職。因為要配合左營司令部逐次更換武器。我展開以後10個月清泉岡與左營兩地奔馳的日子。也曾協同押運武器，自左營以火車運回清泉崗，每次運送時間都是花費兩天兩夜以上的長時間。在奔馳的日子，左營有個聯絡處可落腳，到了晚上唯一的事務就是看書。軍官們看電視、聊八卦，以吃喝為樂，他們就無法瞭解陸戰隊軍官群為何出個蛀書蟲。在火車押運的日子，士兵們也曾問及陳排長為何嗜書如命。他們常說我上輩子一定是落第秀才，因此此生此輩成為一個書呆。那10個月，行蹤不定，有七成時間留在師部，三成時間處處奔馳。軍旅末期開始考慮退伍後的就業問題。只要有片刻空閒，用來背背英文單字與文法，看著英文書籍，最大的遺憾是英文發音無得改進，閱讀能力則精進不少。
在民國70年代，正是美麗島事件後的肅殺環境。軍官的宿舍內，行李、書架種種地方往往受到政戰人員不定期的搜索。與政治稍有相關的社會學、歷史學也常成為羅織入罪的好工具。在軍中為了個人安全，留駐的書本是哲學與科學書籍。唐、牟兩位先生的著作，也是在那10個月再次複習。
自1980年7月至1982年5月，在軍中待了1年10個月又兩週。在1982年5月26日離開陸戰隊。當日早上拿到退伍令，換上便服，正式離開軍隊。同營30期第一、二梯次預備軍官，一共報到三十二名，活著離開有三十名，其中一名在軍中醫院重傷療養中退伍。那段無明苦悶的歲月，考驗著毅力，考驗一個人能否成為男子漢。在我24歲至26歲的兩年，我所學得之學問來自書本者不多，來自人生的閱歷反而日益增厚。這對我日後在社會上待人處世反而有極大助益。近兩年的體力操練，將6年台大歲月中一些晚睡、熬夜、失眠的不良習性完全改變。有此近兩年的體力歷練，使我在以後的博士生生涯體力得以支持。當時抽中陸戰隊此兵籤王，同期兵工學校的學員都以“倒大楣”形容此機運。但是我撐過此兩年，將逆境成為下一個階段的助緣。
在退伍之前，開始找尋工作，台大、興大兩個農機系有缺，都以助教聘用，霧峰農業試驗所則為“助理研究員”職缺，薪水相當於講師。在薪水較高，離家較近的考量下，我選擇了農業試驗所，成為台灣省政府農林廳所屬農業研究單位的一名公務員。當時最大的希望就是累積儲蓄，能夠出國讀書。所幸在三年之後達到此願望，而我26歲至29歲的年歲，有三年的時間即是在此霧峰鄉間。這三年歲月影響了我的一生。
農業試驗所創立於日據時代。在1982年代，主要的目標作物是配合雜糧轉作計畫。為了因應參加WTO後，水稻生產過剩的問題，此農業轉作計畫係將部分水田面積轉成雜糧作物。這項政策完全是跟隨著日本農業政策，完全沒有考慮在高溫高濕的台灣海島是否適合栽培以旱作著稱的雜糧作物。這種決策也是暴露出農業人員的門戶之見。當時農業官員，居上位者是農業界最老最大的科系：農藝系，因此一切以農藝作物為主。在雜糧轉作失敗後，重心才移往園藝作物。風水輪流轉，農業成為園藝作物所把持。台灣農業需要轉型，需要在小面積生產高單價的作物，而在1980年至1990年此10年，台灣錯失了那段時機。這十年也是台灣農業在國際學術界由盛而衰的十年。當時的口號“台灣農業天下第一”至今在報章雜誌仍是不絕於耳，但是氣勢已是一年不如一年。
農業試驗所學術研究的人物有受到日式教育者，也有自美國、德國回國者。當時公務人員任用有個條例稱為“技術人員任用條例”，可不需要高普考直接引用專業人員，我即是依此條例成為公務員。日本教育下的特點是那任勞任怨、盡責的研究態度，以研究稻熱病的簡錦忠博士為代表。自美國回來的研究人員有的是專業的學理基礎，以台農67號育種者黃真生博士為代表。在當時的農試所，還有這些在學術上，在人格上都令人敬仰的人物。所長萬雄個性雖然固執，但是也是嚴正不阿的主管。當時農業試驗所不論在農業研究是否對台灣農業有多少助益，當時的農業研究界大體上多數人至少守得住職業道德，小人橫行畢竟是少數。到了日後宋省長時代，任命新所長杜某，農試所轉而成為不肖小人之集結重地。江河日下，已不算是一個研究中心。政治干預學術，自“宋省長”啟此惡端。至今農業研究單位泛政治化，始作俑者即是此宋某。
在1980年至1990年，是台灣農業轉型的契機，但是在門戶本位之下，喪失了此機會。雜糧轉作以農藝科學為主，浪費了數年的時光。以後轉成“設施園藝”政策，又再是一次一事無成的結局。當時中國大陸的政績宣傳被批評為“假”、
“大”、 “空”。這三個口號用以批評台灣1980至2000年代的農業研究正是絲絲入扣。以“水耕栽培”為例，在一陣風光的宣傳之後，留下了是一場空。至今天，台灣看不到一家水耕農場。而在2000之後之農業生技，只是再次演出一場假、大、空的鬧劇。在此大環境之下，看不到希望，留不住人才。農業科學中容易轉行的為農化系土壤組，可以轉至微生物領域，人才流失更快。因此在那三年之內，看到許多年輕人不斷地進入此機構，又是不斷地離開。他們不是無理想，而是發現農業界無法實現其理想。我於1982年7月到農試所報到，當時農機系人數不多，系主任為高工學歷，自台肥公司調職而來，對農業機械完全外行，每天混日子領薪水，全系之宗旨是開發雜糧機械。無理論，無實驗規劃，土法煉鋼，自然難以成事。唯一之成就是楊清祥先生將水稻聯合收穫機改裝可收穫高粱。然而此研究成果都被奸人所強奪。在軍中見得許多不公不義之事蹟，而在此研究機關還是存在。
在農試所有單身宿舍，也有餐廳，生活十分安定，開支不大。每天下班後完全是自己的讀書時間。週六中午下班即可回竹山老家，週一早上搭坐第一班車恰好趕上霧峰上班時間。每週有兩個晚上可留宿家中陪伴父母親與姪兒。在此三年之中，所有台大時代認識的好友一一出國。在霧峰，已無可談之人。每天有書可讀，薪水在節省之下，也可儲蓄，但是出國讀書之理想仍是遙不可及，自費出國的經費仍然不足。對於個人的未來，一直在思索著何去何從。心中最初的考量並未考慮留在農業，因為這只是一份工作，一份薪水，不是我一生理想之所在。我一直希望在人文與科學之間能夠著手研究，寫出科學史學與科學哲學的兩套書。而另一個考量是個人定位問題。未來自己在此社會個人立身處世是什麼？是一個文人，依托政權過活，無法依個人良知行事。還是以工程底子，有個專業能力，不用看政客臉色過活。但是要同時兼顧人文與工程，個人能否有此能力？
在重讀儒家之著作，也回想在研究所一年級那年見得牟宗三先生。牟先生提及”儒門淡薄，提掛不住”。因此我認為在此時代，新儒家應有兩者：一為闡述者，能夠博大精深，述道傳承。一為見證者，在各行各業，以其專業能力配合儒者之修為，使世人見得儒者之實踐精神。如此可立德，可立功，可彰顯儒家之價值。在中國古代之中，王安石立求變法維新，而後在政治壓力之下，未能建立功業。台灣此海島能否在此地樹立一典範，能否將儒家安身立命之學問與應用科學之工程學問兩相結合？
中國文化有技術，無科學。有先賢之事蹟，但是無制度。在文化的三個層面：人文、社會與制度面中，人文層次成熟，技術層面則以經驗為主。由天工開物、農書、傷寒論等書即可發現技術的成熟，但是始終缺乏對客觀原理之認知。因此中國文化無自然科學，無社會科學。中國文化中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程序看起來是連貫，其實自個人之修身至家庭的齊家，兩者之境界已不是相同。自格物至修身是個人世界，齊家已是涉及其他家人，雖然是他人世界，然而尚有親情相連。而治國、平天下以全然是他人世界，還需要建立制度。因此農村社會或許可出現一、二人，中流砥柱，兼善天下。如諸葛亮在四川，如范仲淹在西夏，又如明代首輔張居正。但是都無法建立制度，無法可大可久，只是及身而止。
在格物致知中，中國古籍有技術之描述，但是無法建立抽象的原理，如數學、物理、化學與生物。科技的建立與傳授僅是停留於經驗累積與師徒相授。在社會科學中，無民主之基本素養，無客觀之法治精神。在這種中西文化的探討思索，我在台大六年已耗盡許多心智。而今面前的問題是要如何安身立命，要如何在此社會上找到自己立足點，才能由此實現自己的理想。
在1980年代，台灣社會快速轉型，在極權恐怖的統治氛圍下，農村經濟更加凋零。農村青年大量離開家鄉，沒有年輕人，農村即無生機。農村要如何重建，這又是我無法割捨的問題。
自1982年離開軍隊，當上一個省府公務員，在最初的一年餘，除了白日例行的工作，所有的讀書、思考即都是在這些問題。自身的學業尚未解決，出國讀書之時程也不知道何時開始？在那農試所，在那鄉間，周圍同事，尤其是單身宿舍的朋友，許許多多都是個性善良，相處良好的朋友。然而他們的環境是農業研究之團體，以我所學工程背景，與我的理想：人文領域之發展，彼此世界何其遙遠，因此無可談之人。當時在台灣，在台大學生生涯認識之好友紛紛出國，學弟等也在服完兵役之後，亦遠赴美國或加拿大。放眼台灣，無人可談。在孤獨蕭瑟中又再渡過此兩年。
人生之境遇有時是難以掌握。在1987年5月，台北農委會農機科彭添松技正突然電話通知，中美基金有一獎學金名額為時兩年，可進修學位。若只是研修，獎學金則只有一年。我將所有個人資料，包括就業後近兩年內的五篇學術報告等一併寄出，並至台北參加面試。對此本來不抱持多少希望。在那時代，無背景、無參加KMT幫派，哪有公費出國機會。然而中美基金之運作不是當時台灣當權者可自行左右。在8月中旬一個週六，早上十一點左右農試所收發室通知我有一份限時掛號公文，其內容即是錄取通知與基金應用事項。此份錄取通知改變我的一生。
退伍就業之兩年，常為未來出路而思索。中美基金提供我至美國讀書機會，其研讀內容是作物加工工程。可至化學工程、食品工程、農業工程三領域選讀。至此出路問題已獲解決，可以以此機會完成博士學位。但是人文科學之研讀，終生不曾遺忘。我自我選擇為新儒家的見證者。科技史之撰寫是我未來目標，也是大一那年立下之心願。
依中美基金規定，1985年5月之前必需完成學校申請。當時只剩九個月的時間，托福語文考試與GRE測試都僅有一次機會，我在此之前未曾參與此種測試。唯一方法是自台中火車站中正路前右側書局，租下書本與錄音帶自行聆聽與自我測驗。在那時期，所幸參加考試的分數是差強人意，於是開始申請學校。
依美國農業工程科系排行，我選擇前八名，除了康乃爾大學，都是中西部的大學。農工系強盛之學校，其特色即是工學院排名亦為前面之大學。然而接受我申請的6所學校，除了明尼蘇達大學，其餘五校均通知只接受碩士學位之申請，必須以學士學位重新攻讀碩士。因此除了明大，我已無選擇餘地。
在1985年6月，所有手續均已完成，也準備在8月底到達明尼蘇達州雙子城。機票、護照、簽證、出境申請書一一完成申辦。因為明州為低溫酷寒之地，也添購厚襪、雪衣、手套等衣物。未曾離開台灣，對未來充滿那未知之感。我能否於三年之內取得學位。這三年之內，父母雙親身體是否安好？侄兒之教育又是如何？在此時期，兩位兄長與四位姐姐，一直要我寬心。他們都說竹山老家他們將可照料。而我也在八月上旬，利用週六與假日一一告別親友。
在8月28日出國前一日，親友都到老家與我相聚。在竹山的陳家家族，我有幸就讀台大，又有此機會赴美攻讀博士學位。那晚夜深人靜時，天空月光如此明亮，灑在鄉間大地。我半夜起身在庭院漫步。今日即將告別老家家園，告別台灣，而自畢業之後至赴美之日，此五年歲月為我人生學思歷程孤寂蕭瑟之五年，為我人生學思歷程的第二階段。在我五十之年，回想那五年，當時豈能知曉此孤寂蕭瑟竟是伴我終生。
在1985年8月28日早上7時，父親帶我祭拜祖先。我跪拜祖先牌位與家中所供奉觀世音菩薩，祈願父母身體安康。而我再度誓願，三年之內完成學位返台陪伴雙親。大哥準備九人巴士，將我行李搬運車上準備車行至桃園機場。堂叔帶來大串鞭炮以竹竿高高掛起為我送行。在鞭炮聲中車子駛離家門，此時此刻心中有萬般不捨。但是另有雄心而生。我將要實現諾言，再返抵家園。自即日開始，我的學思歷程進入第三階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