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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曾經問過我，阿公還有多少故事還沒寫下來。我只能說還有太多太多的往事。
老家的衣櫥內掛著一個精緻的木頭衣架，但是父親從未曾掛上衣物，這個日製衣架是父親二十餘歲的回憶。在那年代，正是日本進軍南洋，開始徵召台灣人充作兵員的時期。父親因為是獨子，又已婚，所以免除徵兵，但是也要接受軍事訓練。每週有三天必須到達現在社寮農會的廣場接受訓練。一百多名壯丁，受命於日本一個士官。這個日本人趾氣高揚，喜好凌虐台灣人。有一天下午，日本士官在司令台上掛上一個衣架，對著底下的壯丁挑戰：”誰能打贏勝過我，我就將此衣架送給他”。當時無人敢於上台。日本士官破口大罵，自隊伍中隨意叫出三個人，命令他們一一上台格鬥。士官下手十分凶殘，這三位青年個個被打的骨折斷臂，倒在台上呻吟。士官得意洋洋的看著下方，叫囂的喊著：”沒用的台奴！”。這時，父親一時氣不過，衝上司令台上挑戰他。避開日本士官二次攻擊之後，父親以所學武術將日本人制伏跪倒，並且將其手臂壓制在背後，只要再用力就可折斷其手臂。這時日本士官竟然大聲呼痛求饒，自己高喊認輸。父親放開士官，心中開始後悔自己的一時衝動，是否因此闖下大禍。不料這個日本人竟然恭恭敬敬的將衣架送給父親。在以後的訓練課程，對台灣人的態度完全轉變。父親日後告訴我此段往事，也感慨難怪台灣人稱呼日本人為兩腳之狗。狗雖然兇惡，但是看到更強更有力之對方，馬上變成為屈服服從。
竹山鎮最北有四個里，傳統上被視為一個行政區。在社寮里有個太太生下了三胞胎，而且都是男生。在鄉間算是一個大新聞。陳家與此戶人家並無親戚關係。消息傳到我們家，媽媽突然問到，”他們這麼窮，那三個小孩要如何養大？”。爸爸沒有回答。過了幾天，爸爸騎著腳踏車，特地到社寮里探視這三胞胎，然後拿出一個紅包交給這位農戶。爸爸告訴社寮里他認識的朋友：”三胞胎出生是多麼不容易，能看到三胞胎是我們的福氣，因此我們要包個紅包給他們家”。這段話傳了出去，許多人絡繹不絕的探視那三胞胎，也包了許多紅包。到了三胞胎滿月那天，還有自南投、草屯、台中遠道而來的客人。這戶農家收到的紅包足夠將三個小孩平安養大。
在墾荒中，父母親度過了窮苦的日子。爸爸常說，我們很幸運，有地可以種植。有水稻、有地瓜、有絲瓜棚、有菜園，我們都可度過三餐。時有乞丐經過老家乞討，爸爸不會給他們殘渣狀態混在一起的剩菜剩飯，而是端把桌子與椅子，擺上飯菜，讓他們坐著吃完。在我國小三年級的時候，有天週日早上，自路口走進一對母子，渾身髒亂。那個媽媽輕聲的問，能否給他們一些開水，而小孩在旁ㄧ直喊著肚子餓。原來他們家在斗六，丈夫到水里當伐木工人。婆婆生病需要醫療費。這位太太帶著小孩，坐上員林客運到水里找丈夫拿錢，不料伐木工人們已離開水里。在找不到人又加上車資用盡，母子在水里火車站度過一個晚上。第二天一早，步行自水里經過集集要走回斗六。走到了老家已走不動了，因此進來討開水喝。爸爸要媽媽準備午餐，請他們母子上桌一齊吃飯。那位太太說我們身上好髒，一直不敢答應。爸爸說你們又不是乞丐。我家請乞丐吃飯都是坐著用飯，何況你們是客人。午餐之後，爸爸拿錢告訴他們，這是回斗六車資與一些醫療費用，你們快回去吧。爸爸媽媽上山工作，而這位太太要我陪她的小孩，她將老家庭院打掃一番，豬舍地板掃的乾乾淨淨，廚房的木材都劈好，排列整齊，她再離開老家。在爸爸過世之後，看到一對老夫妻帶著兒孫到爸爸靈前磕頭跪拜。這位老太太抱住媽媽痛哭，說他們來自斗六，我才忽然想起此段故事。
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消息並未傳到鄉間。有天，二堂伯突然衝進屋子，喊說軍車已到後埔子，外省兵正在抓人。當時大姐正在煮午餐，七手八腳弄熄柴火。爸爸匆匆帶著家人往山上跑，而二伯的草寮正在富州大山的半山腰，從山上可以看到軍人進入屋內搜索。全家在半山腰躲了幾天，在平息後才下山。
到了我讀大學時，蔣經國常常下鄉，來過竹山老家十餘次。有兩次我恰好因為寒暑假回家工作，因此權充翻譯。蔣經國問及農村有那些事要幫忙？父親曾經要我翻譯轉告兩件事。一件是台糖公司準備擴大養豬。爸爸告知農村養豬不但是收入來源，而且豬的排泄物是有機肥主要來源。一旦國營事業貿然大規模增加養豬數量，鄉村農民養豬無力可圖，因而損失不僅只是養豬收入，而且增加肥料支出。另一件事是電費。農村使用的抽水機與稻穀乾燥機並不是每天使用，每年使用期間就只是那幾天。除了使用時的流動電費，還要交付基本電費。因此父親問詢能否免除此基本電費？由於我居中翻譯，蔣經國與我握手時，看著我在田間工作而長滿厚繭的手心。他特別問及”你在就學嗎？”，我點點頭。他再問”在哪裡讀書？”。我回答”臺大農機系！”。蔣經國驚訝的看著我，回頭告訴蔣彥士秘書長：”陳先生的家教實在令我驚嘆！”。然後他又說：”陳先生的兒子比我兒子更優秀！”。父親無法流利的使用北京話，但是父親聽得懂，這是他神采飛揚的一天。雖然蔣經國到竹山老家十餘次，父親始終不願意出席媒體下的活動，也不願意參加”蔣經國台灣民間友人團”的行列。
父親曾經遊覽過韓國與日本。我回台灣之後與他聊起美國的種種。我說下次有機會再到美國，我們到美國走走。然而他卻是如此快的離開世間，這成為我未能完成的心願。在父親離世後的七年間，我帶著他的照片出國。我參加五次國際學術會議，到過紐奧良、芝加哥、加州的Spokane與Sacramento，也到達加拿大的多倫多。在晚上，我將飯店小桌搬移到窗前，擺著他的照片，讓他看著美國的夜景。感覺父親就在我身旁，我帶著他看看美國的景象。因為這是我欠他的承諾。
對我而言，成立以父親之名的基金會，完成他的傳記，這些都是尚未完成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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